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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洪:充分发挥人力资源这第一动力作用

  

   人是发展的主体,人力是推动发展最为活跃的第一资源。人口及人力资源政策,关系当前的资源配置和产品服务消费,更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储备和能力提升。任何时候,人口及人力资源发展都是个大问题,连同赖以生存的水、大气、土地和环境生态,理应成为任何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的基本策略。

  


  

   面对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我们人口及人力资源状况并不乐观。

  

  

   从人口发展角度,一是不可避免的老龄化提前到来,即“未富先老”。在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到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已增加到76.7岁,高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地区间、城乡间人均预期寿命差小于人均收入差。初步统计,全国大城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超过10%的有30个,成都、重庆、西安、贵阳等西部城市在列。

  

   二是未曾想到的少子化倾向明显,并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中等收入家庭。虽然二孩政策已放开,但政策边际效应递减明显,没有达到总体生育率提升的预期,即使像重庆、成都这类常住人口递增的大城市也如此。个中原因,还是中等收入家庭的生育意愿不强。老龄化、少子化必然加重社会抚养负担。从部分大城市的情况看,全社会抚养系数持续上升,其中老年抚养系数上升更快,对社会抚养总负担的贡献接近45%。

  

   三是长期关注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边缘化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一头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关爱关照机制不健全,一头在城市的农民工自身和子女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仍受户籍之困,特别是身份认同。


   四是有所预料的人口国际化远超乎预料。其中,出国留学逐年递增且低龄化凸显,投资移民逐年递增且继续在国内从业的不断增加,外籍来华学习工作和交流逐年递增且非法移民、非法从业者不断增加。这些群体数量相对不大,又非法移民集中在少数沿海发达城市,但影响力和管理成本不可小视。

  

   再看人力资源,总体上较改革开放之初有根本性改善,如全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9年,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受人口发展和用工政策的影响,其年龄结构、地域结构、能力素养水平与行业发展需求的匹配性不高,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和资源错配突出,进一步人力资源有效利用和对经济发展贡献偏低,闲置和浪费较为严重。

  

   就人力资源闲置而言,一是盲目的高学历追求延迟了个人从业年龄,或者压减了从业年限,加之退休年龄一刀切,致使全社会的从业年限缩短。随着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增加和高等教育普及,全社会平均从业年龄已推迟到20岁左右,个人的社会服务年限大体与0—19岁成长、60岁退休后养老的社会抚养年限相当。但社会用工盲目的高学历需求同社会就业压力缓解政策持续施行,引致学历追求一路高涨,其中研究生报考和招生人数连年增加,仅应届本科生考研率已超过30%。不可否认,高学历群体从业期间单位产出及贡献有提升,但从业年限平均减少3.5年左右,且这个群体规模有增不减。

  

   二是不衔接的人力资源管理和社保政策同样在压减全社会的从业年限,有的从业时间效率低下甚至空转。熟知的提前退休政策,包括部分“4050”人员,看似腾出就业空间,其实闲置了熟练劳动力。类似的机关事业单位改非政策,致使有的人班在上、钱照领但职责轻、任务少,人员冗余的顽疾难以根除。再有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个人最低缴费年限,现行的15年不利于从业人员持续稳定就业,也降低了缴满15年的失业人员再就业意愿。还有低保养懒人问题,造成劳动力闲置也很突出。

   三是隐性失业状况多样化,一方面就业技能与岗位需求错位的结构性失业没有根本扭转,并随着新行业新业态的出现更加严峻;另一方面,政府、社会和家庭福利保障体系完善和能力增强,互联网+大大拓展灵活就业空间,致使不同年龄段的适龄劳动力不就业或不充分就业问题更加凸显,“啃老族”“蛰居族”“赖校族”等持续增加,并从城市家庭蔓延到农村家庭。

  

   同样需引起警醒的是人力资源浪费,一是带有欺诈甚至违法性质的营销,涉及养老保健、网贷保险等领域,以及打而不绝的、玩法翻新的非法传销,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参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有所增加。

  

   二是产业升级更替催生的新岗位并没有提高人力资源的贡献率,突出的是遍布城乡的物流快递大军。据有关统计,目前全国快递小哥1400万,遍及大中小城市,多以20—40岁男性为主,大部分曾接受过中等职业及以上教育。在劳动年龄黄金期,上千万年轻劳动力投身于低技术含量、无社会保障的快递,短期内解决了就业、促进大流通发展,长远看则是一种浪费,可能形成又一批“4050”人员。

  

   三是越发严重的脱实就虚,削弱了实体经济的厚度和硬度,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制造加工,还加剧了人力资源供给结构性矛盾,全社会实体经济人才缺乏和热门行业人才过剩将持续并存,包括发展不充分、不专业、不精细的部分服务行业,聚集大量高学历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就业贡献不大的产品服务,既浪费资源又阻滞行业品质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为了谁、依靠谁,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方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也是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指导方针,也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一定程度上,当前人口及人力资源的不乐观状况,就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更没有完全落实好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的过程,同样是人、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过程。由此,需要把人口和人力资源发展作为各级党委、政府推动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第一件大事来抓。

   第四,加强劳动用工和职业教育、社会保障政策衔接,压缩适龄劳动力不充分就业、不愿意就业的空间,提高就业的稳定性持续性。当前重点解决机关事业单位冗员,以及基本养老金15年缴费年限、低保救助等政策与促进就业的关系,促使适龄劳动力增加服务社会服务的工作时限和工作量。


  

   第一,专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人口与人力资源专项规划,涵盖人口生育、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预期目标和发展政策,从宏观调控上逐步扭转人口与人力资源不平衡、错配等问题。

  

   第二,健全人口与人力资源监测评估体系。加快人口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与共享,完善年度人口与人力资源发展形势会商机制,监测评估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同人口与人力资源变动情况、趋势影响,预判人口因素对重大政策、重大改革和重大工程建设的影响,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同人口与人力资源政策有效衔接。

  

   第三,建立合理的人口抚养比或供养比动态调节机制,保证全社会适龄劳动力从业年限与社会抚养年限大体相当,或至少不低于人均预期寿命的45%,以应对不可避免的老龄化等问题。提高全社会抚养比,固然要增加总生育率,延长退休年龄,更要合理设定法定劳动年龄,挖掘其间的工作潜能。


  

  

   第五,发挥财税信贷对人力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调整协同的调节作用。就全社会而言,利用个人所得税调节不同工种、岗位收入,缩小蓝领与白领、金领的可支配收入差距,彰显蓝领群体的社会价值。对用工单位,继续实行吸纳诸如“4050”人员和残疾人员就业的财税信贷政策,引导用工单位稳定就业队伍,给予适度合理的福利保障。对家庭和个人,以个人所得税减免和信贷贴息等方式,鼓励适龄劳动力接受高等教育、参加职业技能再培训、延长工作年限等。